樊建川:为民族留下翻天覆地的记忆

2015-12-31 10:21:49来源:山西省工商业联合会字号:  

《山西晚报》1月27日8版

樊建川:为民族留下翻天覆地的记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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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樊建川,生于1957年,祖籍山西兴县。他是一名“晋二代”,当年和父亲樊忠义随着军队南下入川,故乡山西渐行渐远,但乡情却永远铭刻在他的心尖。从小生长在四川宜宾的樊建川,自幼在父亲对故土的思念中,对家乡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。樊建川曾经当过知青、士兵、军校教官,也做过政府官员,下海经过商。如今,年近花甲的他已有着许多重要的社会身份:四川省建川博物馆创始人、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常委、四川省山西商会会长……在众多显赫的身份中,樊建川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,便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馆长。

  樊建川在成都安仁镇建起了建川博物馆,一座警醒世代的博物馆,令前往参观的人们无一不震撼、动容、甚至热泪盈眶。对于樊建川而言,外界如何评价无伤大雅,他只是沉浸于构建博物馆的梦想中。

他对战争有一种天然的关注

    建川博物馆聚落内有一座幽静的小院,是樊建川的办公场所,叫做“忠义堂”,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度过。取名“忠义堂”不仅因为樊建川信仰“忠义千秋”,也饱含了他对父亲樊忠义的怀念。记者来到“忠义堂”时,樊建川正在创作一幅书法作品,内容是他父亲常对他说的:“有气是人,无气是尸,人只是活一口气。”正是他的父亲为他注入了军人的血液、培养了他耿直、刚毅的品格,也使他对战争有一种天然的关注。

  樊建川父亲的家在山西兴县交楼申乡马家梁村,家里十三个孩子全是男孩。因为家里特别穷,养不活,孩子到了十五岁就得往外赶。樊建川的父亲说,他的那么多哥哥都出门当兵了,有的当八路军、有的当晋绥军、有的参加民兵团,出去了就再没有见过。父亲十四岁的时候参加了阎锡山的晋绥军,有一次在战争中胜利了,到对方的阵地上却看到了一具尸体非常像他的哥哥,他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把兄弟打死了。“在我成人后,父亲只讲过一次这件事,非常忧伤和痛心,那时在中国的战场上,都是邻里乡亲、自己兄弟兵刃相见啊!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要建国军馆。”樊建川对记者说道。

  他的父亲性情刚烈,不怕事、不怕死。一身都是伤,日军、国军都曾在他身上留痕,美军弹片从左脸打进嘴里,从右腮飞出,带走三颗牙,留下长疤。五十多岁时,樊建川的父亲得了肝癌晚期,极其痛苦,人变得很瘦、很吓人。但无论再难受也不呻吟,再虚弱也要坚持自己扶着墙去厕所,不让人接屎接尿。到最后,他把子女们都支走,自己悄然拔掉了氧气管、输血管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“父亲那种对苦难的忍受、对形象和荣誉的维护,我可能做不到。”樊建川对记者说。

  樊建川有十一年的军龄,后来当了政工干部到重庆三医大教书,他的父亲感到非常可惜,他特别希望樊建川有机会上战场做一个战斗的兵,樊建川最终没有做到,却开始了收藏与建博物馆的“一个人的战斗”。“我拼命建馆,坚持到今天,我想父亲在天堂一定会高兴。”

建川博物馆实现了收支平衡

    曾有很多人叫樊建川是“樊傻儿”,说他真傻啊,一生赚得数亿元,可谓功成名就,早能尽享人间荣华富贵了,可他却将所有资财砸向博物馆,这本该是一个国家持巨资建造、永远靠财政维系的国民教育项目,碍他啥子事嘛?

  的确,樊建川富甲一方,还曾身居要职。1993年,36岁的樊建川已是宜宾市副市长,前途大有可为,却突然辞职下海,这在当时的四川引起了轰动和热议。他对记者道明原因:“我嘴巴太快了不适合做官;公务员工资不高、宜宾又偏远,这都不利于我搞收藏;还有当时传言有可能让我做市长,我害怕担不了这个压力,结果职辞了。”于是他到成都干起了房地产,凭着经商的天赋和卓越的投资眼光,5年内就从一个打工者成为了“一个中等企业”的老总,进入当时的中国富豪榜,排名280位。然而他赚的钱都被他用来养活自己的梦想——收藏,建博物馆。

  荣誉加身的背后,樊建川陷入了经济的困境。开馆的初期有时一天连一张票都卖不出去,这不免使樊建川焦虑和不安。一日开馆费就要十几万元,每年税费几百万元,加上文物购置费、500名员工的工资及其它开销,樊建川前前后后已投入了十多亿元。

  卖办公楼、卖加油站、卖商场和铺面,十几年房地产赚的钱都填进去,但开博物馆还是个无底洞。随着建川博物馆影响力越来越大,接待人数越来越多,2013年就接待了100万人次。

  为了建川博物馆的生存和发展,他将博物馆聚落慢慢融入商业,实行循环经济产业链,以馆养馆,如馆内建古玩店、国民接待站、旅游商品店、国民大食堂、阿庆嫂茶馆、龙门镇客栈、举办夏令营、拓展会议等。在2008年,建川博物馆实现了收支平衡,樊建川说这实属不易。

妻子力挺将博物馆捐献国家

    樊建川半生拼搏,将积累的财富冒险投入只赔不赚的博物馆事业。散尽今日钱财不说,还要把建川博物馆聚落献给公家。

  2007年12月6日,樊建川向四川成都蜀都公证处公证了自己立下的遗嘱,内容为:“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四川省建川博物馆、四川省建川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、四川安仁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,我个人所有部分,在百年后,全部赠与成都政府。”

  他的妻子很快就把字签了。樊建川的妻子杨葆林是他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同学,不贪钱、不图财产,也不知道享受,特别本分、节约。直到现在樊建川在家洗淋浴前,她都要拿个桶子来接水,完了冲马桶。她也从来不显摆,不舍得消费,是那种典型的革命家庭传统培养出来的老老实实的人。她很快把字签了,这完全在樊建川的预料之中。但樊建川还有另外一份遗嘱,他的妻子死活就是不签字。樊建川要在死后把自己的皮绷成鼓,放置在博物馆中,参观者谁敲一下,樊建川就会在大屏幕上出现讲一段话、唱一首歌,博物馆就多一千块钱来补贴开销。樊建川到现在还未说服他的妻子,如果做不到就成为他的一个未了心愿了。

目标是建一百个博物馆

    建川博物馆聚落已堪称一个奇迹,真实记录和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史,樊建川也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领跑者。

  对于成功,樊建川认为一是对自己的满意,二是公众对你的认可,包括你是否提供了思想、历史意义,是否有担当,是否推动了社会往前走,你对社会的贡献是否超过了一般人。比起社会评价,樊建川更看重自我评价,“我生活在一个好时代,我活生生地看了五十多年了,觉得自己无愧于这个时代,我承担了我该承担的责任,跑在了社会前沿。我喜欢一句名言:我死在这里很痛快。这是川军抗战名将王铭章牺牲前的最后遗言。”

  樊建川的人生经历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。恢复高考,去读大学,经济大潮来临,他辞掉副市长下海做房地产,允许私人开博物馆,他又做博物馆,他总在思考、在前行。如今,樊建川这样规划着自己的人生:“我今年57岁,工作的时间屈指可数。在安仁做了十年,有个眉目了。下面呢,有一个真实的目标:建到一百个博物馆。”首先要建的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馆,其中为每一年都建一座博物馆,就是三十座。在四川雅安正筹建“西康往事”二十座馆。他还想建一座冲上云霄的六十层的塔,就是新中国六十年博物馆。“前边做的,都是为这个六十年馆做准备的。真建好了,让我马上死都可以。我希望为民族,为国家,也为自己留下这翻天覆地的六十年记忆。”这就是樊建川的梦想。

  距离成都市40余公里处,坐落着一个古朴、安静、具有南方特色的小镇——大邑县安仁镇,那里有着湿润的空气、古老的街道、飘香的桂花和淳朴的百姓。它有上世纪初至上世纪中叶修建的以抗战将领刘湘公馆、刘文辉公馆为代表的几十个公馆建筑群,这在全国、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;它有举世闻名的、“文革”时期红透中国的地主庄园和泥塑精品“收租院”泥雕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是大成都旅游圈内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;它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所在地,因此成为中国博物馆小镇。

  建川博物馆聚落是由樊建川先生创建的、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群,占地500亩,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,拥有藏品800余万件,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65件套(单件404件)。分为“为了和平,收藏战争”的抗战系列、“为了未来,收藏教训”的红色年代系列、“为了安宁、收藏灾难”的地震系列和“为了族魂、收藏传统”的民俗系列,拥有中流砥柱馆、正面战场馆、侵华日军罪行馆、援华美军馆、川军抗战馆、不屈战俘馆、飞虎奇兵馆、抗战老兵手印广场、中国抗日壮士群塑广场、5·12汶川大地震博物馆、知青生活馆、红色瓷器馆等三十多座主题博物馆和广场。同时,建川博物馆聚落配套建立了休闲娱乐体系,形成了一个集藏品展示、教育科研、旅游休闲、收藏交流、艺术博览、影视拍摄为一体的博物馆聚落,在这里,人们能感受到它那“博物休闲,宁静致远”的内涵。

  中国有很多博物馆,但还没有一个真正建筑学意义上的博物馆聚落,樊建川的安仁项目,定位于专题化、小型化博物馆,是由张永和、刘家琨、矶崎新、切斯特·怀东、程泰宁、邢同和、李兴钢等国内外20余名著名设计师联袂操刀,每人负责一个馆,最终组成为一个空间风格、藏品展示上统一而又多元素“聚落”。这个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,将建馆人卓越的史学见解、美学风格和艺术造诣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 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冲天的硝烟早已尘埃落定,两军拼死厮杀的战场早已沧海桑田。战争亲历者要么年事已高,要么已经故去;这段历史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,变成了历史教科书上的抽象意象。每年防空警报拉响时,我们才记起这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能忘记的日子。

   樊建川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即将对外展出的侵华日军罪行馆前,对记者说:“我的父辈是在面对面拼杀中认识‘皇军’的;我们这一代人是在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小兵张嘎》中认识‘皇军’的;而你们和我的女儿一样,已经不认识‘皇军’了。现在的年轻人,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与便捷,至于‘日本鬼子’,已经成为了遥远的传说。”他的话语中透着不安与忧思。

  樊建川常常在想:一个国家的光荣,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;而国耻,也同样需要13亿人来共同承担。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至今还否认南京大屠杀,篡改历史,为战争罪人鸣冤招魂,而樊建川收集的日本侵华大量实物和史料“自证其罪”,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、篡改历史最有力的回击。“战争的痛苦记忆应该成为民族的思想资源,这是3500万生命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,也是我建这些馆纪念万千灵魂与雄壮中华灵魂史之初衷。”樊建川先生如是说。

  苦难是一个国家的财富。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个月,樊建川开了地震馆。他经常对孩子们说:“地震一定会重演,这是自然规律,我不一定会看见,但你们一定会见到,我的女儿、我的外孙女小鲜花和火妹儿一定会见到。”他说自己有责任把汶川地震作为一次历史事件记录下来,告诉人们灾难有多么残酷、如何预防灾难,不应该在地震断裂带建造居民区、破坏生态。

  博物馆中收藏的战争、灾难、教训、传统是比文物价值更重要的财富,是保存财富的财富,是创造财富的财富,是需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才能保存、守护民族的财富,博物馆能创造更大的财富。

   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郭风情 见习记者 王爽 孙佳森